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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2021-01-04 16:55:45  来源:《云岭先锋》2020年第2期

作者简介:鄢一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从事发展规划的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承担执行发展规划多项重大课题,出版多部相关著作。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是实现中国式善治,根本在于最大程度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我们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治理体系作支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它是广义的治理现代化,不仅指政府的治理现代化,也包括市场与社会的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是实现中国式善治,根本在于最大程度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新时代的中国特色治理体系,是与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相配套的,我们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治理体系作支撑。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理解中国式善治,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领导、组织与动员党员及人民实现国家战略使命的组织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能够扮演组织化力量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双重属性:首先,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内嵌于国家之中,成为国家政权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其次,中国共产党内嵌于社会组织之中,成为社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的先锋性,是实现其组织性功能的前提,也是实现中国式善治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政党权威的基础在于党组织的公信力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人类历史进步的大潮中始终成为具有先锋性与先进性的有机体,才能现实地承担起代表、领导与组织人民的使命。面对现实的、层出不穷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持续的自我革命与政党建设,包括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以始终保持自身的先锋性,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力量。

党的领导与有为政府

党的领导权对于国家的权力进行了有效统合,主要体现为:

政治权力体系分工不分立,成为有机整体。中国的政治体制之所以是分工体制而不是分立体制,根本原因在于党中央领导权的统合。这使得中国政治体制运行原则是分工协作、民主集中,体制运行更有效能。

主要通过权力监督而不是通过分权制衡的方式来避免权力腐化。任何政治体制都需要解决如何避免权力腐化的问题,中国在保证权力分工协作的同时,设立严密的权力监督体系,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以实现权力运行效率与廉洁的统一。

中国能够实现政治高度集中统一与行政高度分权的有机结合。中国在行政上高度分权,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发展具有高度自主性,中央政府主要制定宏观目标与总体政策框架,并通过“层层发包”的方式,让地方根据自身的实际加以落实。我国在政治上又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这是国家目标能够有效地得到贯彻落实的前提。中国政治和行政的有机结合,能够实现行政分权与政治集中统一、治理的灵活性与统一性的有机结合。

党的领导与共益市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共益性市场经济,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优势。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形成复合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具有“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首先,中国走了一条既不同于自由竞争,又不同于福利国家的民生国家道路。强调民生问题,不能完全靠市场和个体力量去解决,要靠个人、集体与国家共同解决。其次,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资产,能够用以推进公共福祉。除了国有经济之外,关键性的公共生产资料如城乡土地、矿山、森林等公共资产,都掌握在人民和国家手里,这使得人民不但能够拥有私人福利,还能够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这对于人民幸福与社会公平至关重要。再次,中国有国家规划,能够弥补市场失灵,推动时间(短期与长期)均衡、空间均衡、经济社会与自然均衡、内外部均衡,最终推动发展的更高水平均衡。

党对于资本的引导,能够将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引导到实现人民福祉最大化的方向上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权力就是马克思说的“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它是总体性权力,它能对其他类型权力构成支配性作用。资本权力可以转化为各种表象,只要有商品交易就能发挥作用。资本权力还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积累而不断增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权是总体性权力,决定中国未来根本走向的,在于党的领导权与资本权力这两种总体性权力的博弈。

党的领导与有机社会

在一个大规模的、流动的、陌生人协作为主的现代社会,要真正实现有机团结,需要在保持其多样性的同时,以共同性贯穿其中。中国能够成为有机社会的前提,在于党的领导在其中扮演社会黏合剂、催化剂的角色,使得社会成为既保持高度多样性,又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有机整体。这使得我们有条件去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组织化,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内嵌到不同类型组织中,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非公企业、社会组织都可以设立党的基层组织,实现了社会组织的细胞单元与党组织细胞单元的结合。这强化了组织内部的组织化,提升了组织成员的凝聚力、基层的组织力。同时,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国家组织又通过党的组织机制实现了有机联系,使得整个社会形成网络型组织架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对于共同理想与共同价值观的塑造,人民不但有个体梦想,还有共同追求与共同梦想,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在“消极团结”方面,党的领导起到了社会矛盾衰减器与协调器的作用。强调个体的集体意识与合作意识而非过分强化个体权利意识;强调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协作关系,而非对抗关系。在“积极团结”方面,我们不但有高度活跃的各种社会组织,还有群团组织体系、行业协会、志愿者协会等,它们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总之,中国式善治的根本在于保障人民的主体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中国式善治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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