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
张文勋
“国学大师”刘文典先生，曾任教西南联大，1943年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后，一直任教于此。作为刘文典最后培养的一批弟子，今年94岁的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曾任云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张文勋教授，回忆起自己和刘文典先生的往事，打开了话匣子，字字句句承载着满满深情。
初遇恩师
在很多知名学者的回忆文章或著作中，有不少关于刘文典的描述或评价，有人称他是旧式文人，也有人称他是狂狷之士。张文勋入读云南大学中文系前就耳闻刘文典的大名，关于他的传闻逸事也听过不少，这让张文勋对大学生活存有一种特别的期盼。
1948年9月的开学季，张文勋和许多新生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到云南大学报到，之后参加了文史系的传统迎新活动。“迎新晚会安排在会泽院一楼大厅，是学校当时唯一一个比较宽敞、能跳舞的地方。”说起第一次见刘文典先生的细节，94岁的张文勋仍记忆犹新，“晚会前，我们中文系学生相约去会泽院看老师们的介绍，上面除了刘文典，还有方国瑜等名人大家，我们就站在门口等着先生们的到来。”
当听到主持人报出“刘文典先生”时，张文勋抬头望去，只见一位个子不高、腋下夹着一个小布包、手拿茶杯的先生徐徐走来。“这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以为他是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教授。”张文勋笑着说，当时先生话不多，进来跟大家招招手就入座了。
“在刘文典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当数古籍校勘学，其中以《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为代表。”据张文勋介绍，先生来云南大学教书前出版的《淮南鸿烈集解》由胡适作序。该书是一本文言文书籍，而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不仅用文言文写序，还称此书为‘总账式之国故整理也’‘以结前哲千载之讼争，而省后人无穷之智力’，因此学生们对先生很是崇拜。”
师生情深
“在我们那一届同学中，我算是与先生接触比较多的。当时他给我们上了好几门课，如杜甫和李商隐诗。考虑到刘文典先生已60多岁，系里派我们帮忙抄写先生的口述文章。还因为我是学生会成员，每年大年初一会组织学生到老教授家中拜年，我们去的第一家往往就是刘文典先生家。”张文勋说。
在物质匮乏年代，虽然缺衣少食，但爱护学生的夫妻俩，倾家中所藏招待大家。“去先生家中拜年，不但有糖果吃，师母还会给喜欢抽烟的学生拿烟。”张文勋说。
在一些学生的回忆文章中，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上《文选》课时，打破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他会叫校役准备一壶茶和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刘文典会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上下午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对此，张文勋深有体会：“先生的《文选》课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常常为了考证几个字可以聊几个钟头，因为文言文中的一个字多音多义，在这个地方是名词，换个地方却是动词，诸如此类不搞明白，就容易出错。”
1953年，大学毕业的张文勋留校任教，成为云南大学中文系里一名年轻的助教。爱才心切的刘文典先生为帮助年轻的助教们成长，专门为张文勋等人开“小灶”，讲文选学。上课地点自然不是在教室，而是云南大学于1950年在王九龄故居为刘文典修建的杜甫研究室，每个礼拜上一次课。在那个求知若渴的年代，张文勋从未觉得开“小灶”的几个钟头难熬，反而觉得自己很幸运，遇上了先生这样的好老师。
衣钵相传
“被誉为‘校勘大师’的刘文典先生，很注重读原著，他认为，不读原著，不从别人的研究里做研究，方向容易搞偏。”遵从这些谆谆教诲，张文勋当即就去二手市场买了一套清刻版的《仿宋胡刻文选》。当张文勋从书房里找出书籍翻给记者看时，由于年代久远和常年翻阅的缘故，书籍边缘已有些破损。
“我是学文艺理论的，西方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等，但听先生讲了陆机的《文赋》后，才发现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并不差，孔夫子的理论比亚里士多德早几百年。”张文勋说。就这样，在刘文典的影响之下，张文勋走上了研究中国古典文论之路，他不仅反复翻阅《文心雕龙校注》等经典书籍，还读完了《诗学》的英文原版书。
“先生认为，要研究文艺理论学，不能只读古典文学的书籍，还要精通文史哲。受先生的影响，我从教后，也尽可能要求我的学生读原著。”张文勋说，先生知识面广，且治学严谨，常常是“一字之微，征及万卷”。“多年来，我几乎没离开过我的小书房，即便是现在也是如此。”
“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也是严谨治学的典范，更是饱含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遗憾的是，跟随先生学习多年，却未曾让先生在我读过的书上留下只言片语以作留念。”张文勋说，虽留有遗憾，但他一直在传承先生的治学精神。“现在一部手机走天下，什么资料都能查到，这也带来一些问题，如所学的知识不扎实。高科技只能辅助学习，而不能替代我们的脑力劳动。如今一些年轻人写论文很快，题目一定就可以洋洋洒洒写几万字，可这不一定是他本人的学问。”张文勋感慨。
本刊记者 谭江华/文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