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昆明市西山太华寺与三清阁之间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墓不远处，高峣至华亭寺中段右侧的松柏间，“左联”青年作家、文艺战线上的共产主义战士张天虚的墓碑静静地矗立着，陪伴着这位小他两个多月，却英年早逝的挚友。
正如达尔文所说：“谈到名声、荣誉、快乐、财富这些东西，如果同友情相比，它们都是尘土……”共同的爱好和理想，让聂耳与张天虚在战火中锻造出至死不渝的友谊，而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正是在英烈们的鼓舞下，振奋精神、砥砺前行。
昆明：济难相识 救灾结情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云南地方军阀政府也紧跟着对昆明革命群众进行镇压。为了救援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中共党组织决定成立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又称“济难会”）。1928年，聂耳与张天虚在“济难会”相识。在追求革命理想的道路上相遇，他俩成了最亲密的好友、战友。张天虚在他创作的一篇散文《玫瑰田野》中写的就是在昆明南郊玫瑰田畔，聂耳和女友共同在一把伞下躲雨的故事。这个故事笔调优美，情节浪漫，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所以在当时的昆明学生中备受推崇。
1929年，云南军阀运火药进城时发生了“七·一一”火药库爆炸事件，造成伤亡899人、受灾13000多人的大惨案。聂耳与张天虚积极参与赈灾和募捐活动，揭露反动军阀企图嫁祸共产党的阴谋。他们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俩人于1930年夏、秋分别离开昆明到上海。
上海：书琴咏志 共同入党
聂耳到上海后，先当店员，1931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后来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和百代公司工作，开始为进步电影作曲。张天虚到上海后，则积极投身文学创作，除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外，主要精力用于创作长篇小说《铁轮》。到1932年三易其稿后，终于完成47万字的鸿篇巨制。该小说揭露了军阀统治下云南农村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在反动政权重压之下奋起反抗的咆哮，展现了时代脉搏的跳动。小说出版后，他被吸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3年，聂耳、张天虚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反动势力内外勾结，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张天虚和聂耳均被列入了“黑名单”，党组织为了保护革命力量，安排两人相继东渡日本。
日本：一朝永诀 痛失挚友
1935年3月，张天虚到日本后，在东京出演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经典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同时担任“左联”旅日成员创办刊物《东流》的编辑和撰稿人。他的长篇小说《铁轮》也由郭沫若作序，在《东流》丛刊连载。张天虚还负责从日本收集郭沫若的文章寄回国内发表。
同年4月，聂耳抵达日本，为自己订了为期一年的4个“三个月计划”，准备先在日本考察学习后，然后转赴苏联学习。此时，聂耳在日本将写有《进行曲》三个字的曲谱寄回上海，当时曾任东北义勇军部司令的爱国将领朱庆澜在“进行曲”前加了“义勇军”三个字，成为《风云儿女》的主题曲。
然而，1935年7月17日下午，聂耳在藤泽海岸游泳时不幸遇难，张天虚听到这个消息后，忍着悲痛，赶往现场亲理善后。在为聂耳举行的追悼会上，张天虚报告了聂耳革命的一生，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悼念他，还写了《聂耳论》一文作为悼词，对聂耳精神作了高度评价。之后，他又与蒲风一道主编了第一部《聂耳纪念集》。
1936年，张天虚告别了在东京的同学和好友，亲自把聂耳的骨灰护送到上海，交给聂耳的三哥聂叙伦，由聂叙伦将骨灰接运回昆明，于1937年10月1日安葬在昆明西山。
张天虚从日本回国后，奔赴延安参加抗战工作。后由中共党组织把他和另外几位党员派到滇军张冲的部队里做宣传工作。1938年，他回到昆明，又被党组织派到南洋和缅甸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他因患肺结核病回到家乡昆明呈贡龙街疗养，于1941年8月10日病故，葬于昆明西山聂耳墓旁，终年不足30岁。郭沫若先生亲笔为他作墓志铭，文中对这位英年早逝的红色青年作家作了高度评价——
西南二士，聂耳天虚，
金碧增辉，滇海不孤。
义军有曲，铁轮有书，
弦歌百代，永示壮图。
（作者 陈国勇 李晓艳 张耀鑫）